在1994年到2012年的十多年间，我曾三赴几内亚。作为第14批、第17批、第22批医疗队队员，先后在几内亚三个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了5年半的时间，与几内亚人民结下深厚情缘！

一赴几内亚，驻扎法拉纳

1994年7月至1996年8月，我作为一名针灸医生，首次参加由北京天坛医院主派的援几内亚第14批医疗队，被派往几内亚法拉纳省医院工作。那时，除了在首都总队的10个人，下面还有2支小分队，分别在拉贝省和法拉纳省各驻守三人。提到非洲，很多人都会因为惧怕战乱和传染病而不敢涉足，那时我因为年轻，除了觉得肩负的使命光荣，再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法拉纳是几内亚偏远、落后的一个省份，距离首都460多公里，方圆几百里没有中国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气候炎热、缺水少电；各种传染病肆虐；物资匮乏，缺医少药；医疗队员的吃用都要到首都去采购，还需要自己种菜来改善生活。但我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开展起医疗工作，用真诚的付出换来了几内亚人民的尊重和友谊。在这里，连几岁的孩子都会用中文说“你好”！

法拉纳医院虽然是一所省级医院，但你不亲眼目睹，根本想象不出它有多么简陋！既无像样的诊室也无像样的手术室。手术室仅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手术床，没有无影灯、没有玻璃窗，手术照明全靠日光和手电筒。为了光线好，很多时候就开着窗户手术，苍蝇蚊虫从窗户随意出入。想找人，也可以随时进出术中的手术室。消毒设备更是无从谈起。仅有一种从法国进口的白色消毒药水，手术前用其清洗一下伤口，即进行手术。内科门诊唯一的医检设备是听诊器，诊断疾病全凭直观和经验。医院有10多张病床，都是破旧不堪，针灸门诊室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张破旧的病床用作针灸治疗床，没有洗手的地方，所以我每天在工作的几个小时时间里一口水也不敢喝，为的是怕上厕所。

整所医院只有一名内科医生、三名外科医生和十多名护士，医院以中国援助的药品为主，也有少量法国进口药品。中国医疗队每月给医院发一次药品，往往不到半个月就用完，经常得提前支付下个月的药品。那时我们有内科、外科、针灸科三名医生，每天工作量都很大，时刻牢记中国医疗队员这个光荣称号，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救治每一位患者，用爱浇筑起友谊的桥梁。

法拉纳医疗点驻地是一幢60年代的民房，坐落在法拉纳机场附近，毗邻流经几内亚境内的尼日尔河，算是法拉纳的郊区，周围就是众多住着茅草棚的百姓。驻地有自己的小院子，院子里有历届医疗队员自己动手修建的发电机房、简易车库和菜地，到了雨季，漏雨是常事。

那时驻地没有电话，各医疗点跟总队联系靠无线电喊话，住在首都经商处大院的孙醒明队长每周一、三、五晚上7点准时到经商处的电台跟拉贝和法拉纳两个医疗点联系，每次15分钟，每到这时，我们早早的就把电台的频率调好，盼望着听到队友的声音，通过这种我只在老电影里见过的无线电台喊话方式传达相互间的关心、问候和工作信息。最怕的是这个时间段打雷下雨，那样电台信号就会受到影响，无法听清楚喊话内容。

跟家里联系全靠写信，通过当地邮局常常两、三个月才能收到，因为法拉纳地区不能直接通邮，他们也是凑成一批，然后送到首都科纳克里，再发往各自的目的地。后来我们索性自己找黑人朋友帮忙把信件带到科市，再由队长拜托回国的中国人直接带回国内按市信发出，这样反而更快些，因为大家事先就知道这种方式，所以每个人都从国内带来不少市信邮票。那时每个回国的中国人都义不容辞的承担这种义务，都会或多或少的帮同胞带些信件。家里来信也是先寄到科纳克里，再等我们去科市汇报工作、报销账目时拿，或碰巧托去科纳克里办事的黑人朋友帮忙带回，很多时候即便知道家里有信来，也要等很久才能拿到手，心里的焦急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在那远离家乡亲人的艰苦落后地区，每次收到家书无疑是最令人企盼和激动的，这些手写的书信比现在的电子邮件充满着温情，有着“见字如面”的真实感觉，是每个人坚持、再坚持的最大精神支柱！那些书信我都带回去珍藏至今，闲暇时还常常拿出来看看，仿佛就又回到那些特殊而有意义的日子。

那时候虽然有电视，但只能收看当地电视台，当时还使用录像机，所以我们每次去科纳克里办事时都从使馆、经商处借许多录像带和小说，回来充实业余生活。那时更多强调的是工作，规定下面医疗点一、两个月来科纳克里总队报销一次账目和汇报工作，连路程算上不能超过五天，每次除了工作上的事情还要办理很多生活方面的事情，需要采购很多下面买不到的食品、副食品，还要和队友们短暂的相聚，尤其是见到我们三个以外的人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三个之间把该说的话题早就说完了，常常觉得某些话早已被说过几遍了！生活实在太单调和乏味了！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三个人就去医院上班了，为的就是忙起来以分散那份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愁绪！

我们的驻地紧邻法拉纳大区区长的住所，他是军人出身的官员，开朗幽默，热情好客。一次他突发腰扭伤，我用针灸，拔罐治好了他的病痛，于是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从此我们成为朋友，经常到府上互致问候，内科刘迎秋大夫还定期给他做些例行体检，关系处的十分融洽。

那时，医疗点也没有厨师，我们三个大夫轮流做饭。每逢国庆节和春节，我们还举行招待会，宴请医院和当地卫生局的同事们以及社会方面的朋友，以加深与当地人民的友谊。每到这时，我们早早就开始筹划菜谱，采购蔬菜、水果、肉类等，通常提前一个星期就得着手。我们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绝活，亲自制作各种各样的美食款待朋友。因为中国医疗队在这里已有多年，黑人朋友有一些了解中国美食，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饺子”，我们用自己种的韭菜加上鸡蛋、虾皮制作的三鲜饺子特别受到欢迎。

因为条件太过艰苦，派遣第16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时法拉纳医疗点被撤掉。

二赴几内亚，从医拉贝省

2000年8月至2002年8月是由北京同仁医院组队的援几内亚第17批医疗队的任期。2001年初，一名针灸大夫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完成工作而中途回国。作为老队员的我因为当年在艰苦的法拉纳地区工作出色，局领导首先想到了我。接到任务时我正因为无偿献血后不几天在家里休息，但我没有二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爱人的理解和帮助下，我尽快安排好家里的事情，2001年3月14日，我再次踏上援非医疗队的征程。

这次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拉贝省。这是几内亚中西部城市，位于富塔隆高原中部，距首都科纳克里431公里，从科纳克里到拉贝要穿越几座山峰，近一半的路程是山道弯弯，一路跋涉通常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非常辛苦。

拉贝医院的规模比法拉纳要大一些，三名中国大夫分别是皮肤科、耳鼻喉科和针灸科，这三个科室都没有自己的大夫，工作中我们都是主力。这里皮肤病不少，尤其是疥疮发病率很高，每年援助的药品有限，根本不够用，所以拉贝医疗点历来有自己制作硫磺膏的传统，不知是哪届队员自己制作的简易漏斗，固定在一个茶几上，像历史文物但却非常实用。每次我们自己从市场上买来凡士林，用热水化开加上硫磺粉搅拌均匀，然后趁热用那个漏斗一点一点灌装到小塑料药袋里，制作过程需要三个人密切配合，动作迅速，如果凉一点药液就会凝固，太热塑料袋又会被烫坏。每次制作时我们先把药袋一一打开放好，然后从炉子上把化好的半流体药液端过来，一个人撑着小塑料袋，一个人往里慢慢倒，灌满后另一个人马上接过来倾斜着码放在一个大托盘里，等药液凝固了再一一把口封上，每次至少要做60-70袋甚至更多，常常需要一大晚上的时间。这种简单制作的硫磺膏物美价廉，疗效非常好，很受欢迎，用量很大。

拉贝医院的针灸科极有特点，诊室像个大仓库，房子很高，铁皮房顶就那么裸露着，没有吊顶，顶棚和墙壁之间缝隙很大，年头多了房顶上布满了蜘蛛和灰尘，刮风时外面的树叶，房顶的灰尘稀里哗啦的往下落，墙壁也没有粉刷，就是黄泥色的，室内光线很暗，窗户是木板的，上班时间用一根木棍斜向外支撑起来采光，治疗床是砌在诊室三面墙边的一圈水泥台子，上面铺个垫子和床单就算是床了。水泥台子足有一米高，外面拉根铁丝挂上一圈布帘权当是屏风，每次给病人扎针时我都要钻到这块布帘后面操作。因为白天很少有电，病人的皮肤又是黑的，赶上阴天下雨更是黑得要命，开始时很不习惯，起针时常常落下几根，就是因为看不清楚。后来慢慢适应了，真正锻炼了眼力，至今在黑暗中我有超强的分辨力!

从中国向几内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起就有拉贝医疗点，所以祖国传统医学的针灸疗法以其简易经济、立竿见影的疗效已经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治疗的病种比国内更多一些，每天门诊量都很大，有的人从很远的乡村来，每天早早地就等候在诊室门外，他们非常信任和尊敬中国医生，那时上班我从没请过一天假，为的就是不辜负当地人民的这种信任和期盼。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2001年的几内亚，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它的各个角落，我发现科纳克里建起了许多新房子，看上去很漂亮，科纳克里大街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拿手机打电话的人了。

拉贝是小城市，虽然还没有手机网络，但驻地终于有了座机电话，和总队联系可以通过打电话解决了，家里人也可以打国际长途过来。拉贝的驻地也是一幢民房，有院子和围墙但没有大门，院子里有一口井，有水泵，但这口井比较浅，又离化粪池太近，所以我们只用这井里的水洗衣服、洗澡；生活中做饭、饮用水都是上班时从医院的深水井拉回来贮存了用。我们准备了十几个20升大小的塑料油桶，随时储满水备用。我们住的房子经过历届队员的不断改造，生活上还算便利，当年法拉纳洗菜和做饭用水都在屋前露天的平台上，两年下来我们都被晒的很黑，比起法拉纳这里算是“整体厨房”了！

驻地紧邻拉贝国宾馆，再旁边就是拉贝飞机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64年访问几内亚时曾在这里下榻，那间房子现在有专门的老黑工看守做纪念。我们的近邻有一对夫妇是塞内加尔驻拉贝的领事，领事先生是一位热情、风趣的人，夫人朴实善良，当时塞内加尔跟中国刚刚断交不久，但我们却是彼此的座上客，他时常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我们也邀请他们夫妇来驻地品尝中国美食，大家在一起关系非常亲近融恰。

2000年至2002年第17批医疗队只有科纳克里总队和拉贝分队两个医疗点，首都的总队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当时的大使和参赞都很体恤下面点上专家组的艰苦，逢年过节都邀请我们来首都和大伙一起度过。经商处的赵董良参赞夫妇尤其体谅我们医疗点的艰苦，每次到总队来，参赞夫人--我们都亲切的喊她许大姐，就像一位邻家大姐，总是嘘寒问暖，嘱咐我们不要着急，多住几天再回去。记得有一次过来办事，已经准备回去了，王飞队长忽然发现次日正好是我的生日，立刻跟点长商量决定让我们晚一、两天再回去。那年我37岁，是在几内亚过的第三个生日，前两次是在法拉纳。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生日，虽然没有蜡烛和生日蛋糕。

我在拉贝虽然只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却时常想念它！

三赴几内亚，筹建新医院

2009年11月，天坛医院组建第22批援几内亚医疗队。当时我的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母亲身体也不太好，想起自己两次在非洲工作的经历，虽然那些艰苦的日子是一天天掐指算着日子过来的，可回国后又无时无刻不在心底遥望和惦念那个国度。几内亚情结使我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几内亚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我时常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起工作过的黑人朋友。爱人和母亲是最了解我，征得他们的同意我再次报了名。

2010年8月，在阔别几内亚8年以后，我第三次踏上这片红土地。我欣喜的发现科纳克里有了一条像样的机场路，路边还有了太阳能的路灯，街上飞跑着的汽车比先前增加了许多，交通变得拥堵，大街小巷耸立起不少别致的高楼，但低矮破旧的民房、坑坑洼洼的路段和随意丢弃的垃圾依旧四处可见，文明与落后、现代与原始交织存在着。

以往科纳克里的医疗队员都是在亚斯丁医院上班，这次因为有了新医院，就不再到亚斯丁医院工作，我们先期的任务就是帮助几方筹建新医院，使它能尽快地开张并投入使用。

这一次，怀旧情结驱使我特别想去曾经工作过的拉贝看看。中几友好医院的卡玛拉院长80年代末曾在拉贝医院工作过几年，也接触过两届医疗队员，他为人热情实在，听说我曾经有在拉贝医院工作的经历和我对拉贝的怀念之情，积极促成实现了我这个愿望。他跟拉贝医院现任院长说明了我的情况，安排了我们的拉贝之行。2011年5月的一天，我终于梦想成真，故地重游，回到我10年前曾经辛勤工作过的地方，心情无比激动。

我们到达那里时正好是个星期六，但院长非常重视，安排了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准时来院，在会议室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座谈会，一个漂亮的护士身着几内亚民族服装，手捧用瓢盛着的一种叫“福牛”的象小米一样的粮食，上面放着几枚可拉果双手捧着送给了我。这是一种崇高的礼节，送给尊贵的客人，象征友谊和欢迎，是在重要的仪式上才使用的礼节，令我非常感动。

在几内亚派驻医疗队已有40多年历史，中国医疗队在几内亚人民心目中占有着重要位置。之前医疗队也一直在为外交部长做定期保健，赵大使在与医疗队队长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总统医疗保健小组，由内科、按摩科、针灸科大夫组成，翻译陪同，定期为总统进行体检和保健治疗。我参与其中，总统也从对中医陌生变得慢慢喜欢，甚至依赖上了中医保健和治疗。

2012年4月11日，中几友好医院在经历了交接仪式后整整一年的时间，终于正式开业了！新医院条件很好，针灸科门诊今后和按摩科、理疗科算做一个科室。病房针灸科有10张床位。在开张之前我帮助他们把门诊各个诊室布置就绪，尽可能的完善了开诊条件，开张伊始患者就不少，每天都有新病人来就诊，针灸在科纳克里同样的受到欢迎，比起以往法拉纳、拉贝医院的因陋就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从我第一次参加援几内亚医疗队，现在已经过去18个年头了，我的女儿从蹒跚学步成长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的国家在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发展和壮大在国外的我们尤其感受深刻。几内亚也在发展进步，虽然步伐缓慢。

几内亚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的几内亚，她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个故乡。我热爱科纳克里大西洋的潮起潮落，钟爱拉贝的一草一木，怀念法拉纳的万家灯火。作为千千万万为非洲人民无私奉献的中国医生之一，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汇成了一条条涓涓细流，浸润着非洲大地，为中非双边关系的维持巩固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倾注了我们全部的爱心、责任心，诠释了中国医生的“大医情怀”！（作者曲梅 北京天坛医院针灸科）